掌控了海量的田产,并隐匿了大量良田,甚至还役使着无数驱口、隐户,靖安军这次丈量、清算田亩,重新核定田租,勾销羊羔息,对他们的利益伤害最大。只是形势比人强,靖安军正风生水起,这些大族巨擘暂时不得不隐忍。
于志龙何尝不知?不过此时靖安军急需的是各地民众踊跃拥护,这些大户望族本就是他分步打击的对象,若是能够拉拢分化,以利诱之,可供驱使,自然最好。
与以往统治者不同,本地民众,特别是商户等明显感到靖安军对商人、小贩、匠户的看重。自临朐解围大胜后,于志龙先后颁发政令,严喻各地重新布设关卡,除了几个府县要道继续保留管卡抽税外,就是城门卡处,一般也取消了往日设置的抽税掾吏,过卡什物按照三十抽一。允许各地商贩携带商货、柴草、菜蔬等自由出入,城乡集市上的小贩在指定的位置摆摊,除了缴纳少量的卫生管理费用,其他摊派一概取消。
通关、摆摊摆摊的抽税少了,自然做买卖的利润就高,不仅小商小贩欢喜,就是经营买卖的大富商们也感到欣慰,大大抵消了靖安军的对他们家资重新核查,核算的反感。
小贩一日辛苦所得,也许只有数文钱,但是他们本就清贫,这点文钱日积月累,到了月底也许就是百文钱,足够多买几个炊饼或半袋高粱,家人就可稍解几顿饥饿。
富商们则是日进斗金,靖安军如此做,可为其节省流通成本每月或有不下百两、千两者。
大乱之后有大治,人心思定。靖安军地域的盗寇、强盗明显少了,商路安靖,商队来往通便和安全,大大减少了风险。除了单纯吃田租的地主外,凡是有商路的富户多有受益的。何去何从,商人们心中自有选择。
于志龙的做法就是鼓励经商,鼓励商品流通,但是商人必须真实纳税。凡偷税漏税的,抓获后至少罚金三倍,再重着,拘人、抄没家资,甚至入狱。
而匠户去籍后,允其自由匠做,自由买卖,因为匠做的收益较大,官府课税从其营收中按照十五抽一,总体上地方各类匠户的劳作热情绝不下于耕户。
各地乡村的耕户大多得到自有耕地或农具、驮马、耕牛等,虽然许多是官府借贷性质,但是对于农户来说终于有了生产劳作的资本,未来就有了希望;而且靖安军檄文中反复承诺,明后年税赋将按照收成的三十抽一施行,往后才是二十五抽一,再往后的缴纳比例将控制在田亩收成的二成以内,这还包括了耕户需折算的各类官府劳役等成份,也就是说,无论收成有多好,最多只需交纳到年收成的二成即可。若是遇到灾年,官府还将根据受灾情况,加以评估,酌情减少交纳的税额。
田租提取,还按照田亩的优劣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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