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禹微笑点头道:“是民政,但在我看来也是税政,宋先生精通经史,当清楚前朝没少出台打击豪强兼并土地的政令,然这些政令真抑制住豪强兼并土地的行为了吗?秦汉两朝,朝廷皆有规定,五大夫受田不得多于二十五顷,列侯不得多于九十五顷,然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豪强可以隐报,可以诡寄,以各种手段变相兼并土地,朝廷可奈之何?最终豪强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,朝廷的财税越来越少,国库空虚,灾年一至,无力赈济,百姓揭竿而起。回到土地兼并一事上,豪强为何要兼并土地,当然是为了逐利,常言道,利之所在,虽千仞之山,无所不上,深源之下,无所不入焉。历朝历代,皆单纯将税赋视为维持朝廷运转所需,最多也就是有余钱时赈灾,这其实是过于片面了。在我看来,税赋并非越少越好,因为税赋除了用来维持朝廷运转外,其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用来促进生产发展和保证社会尽可能的公平,首先,好的税政本身就应该具备一定的抑制兼并的功能,即便兼并最终难以避免,也要保证税赋不因兼并而减少,如此国家才有转移支付的能力,所谓的转移支付,简单来说就是富者应多交税,国家再用这部分税收来给贫者提供帮助。如果一个国家的税政缺少了这些功能,即便再贤明的君主,也避免不了王朝走向灭亡。”
杨禹的话掷地有声,其实这其中的道理不难懂,大家都是一点即明,但历代在这一点上都陷入了一个怪圈,官僚士绅本身就是兼并土地最多的群体,为了自身的利益,往往置国家存亡于不顾。
杨禹的一番话,让宋茂等人沉默了,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。自古以来,皇帝要依靠官员治理天下,因此便要给官员一些特权,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特权就是免除税赋,而官员有了这项特权,又免不了要兼并土地,兼并到最后,必定会造成大量普通老百姓失去田地,难以生存,国家的税源也因此枯竭,难有作为。于是反旗四起,王朝更替,汉末便是这个样子。
如果汉末不是土地兼并过于严重,民不聊生,便不会有黄巾军起事。
朝堂上的争权夺利什么时候都有,没有黄巾军起事,朝堂上的争权夺利就算严重些,也不至于天下大乱,祸患绵延至今,以至夏华几乎亡国灭种。
作为这些深刻的苦难的亲历者,宋茂这样的大儒不由得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之中。
杨禹没有直说应该怎么做,其实他每次昏迷后所到的那个世界虽然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,但肯定不能照搬,这方面杨禹自己也还在思考,他现在把这命题抛出来,用意是由着这些精英先思考,看看有没有人能想出更适合的办法,总之,他还没有肤浅到以为自己一声命下,便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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