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岳飞率领骁骑军伏袭金骑之前,卫希颜的舰船抵达了博多(今福冈)。
博多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,三面临海,西南的博多湾是日本与中原王朝的海贸港口,大唐时代,日本的遣唐使就从这里出发,前往长安,管理九州事务的大宰府则在鸿胪馆接待来自天朝的客人,并与商人进行贸易。
随着遣唐使的往来不断,中原文化源源不断输入日本,直到大唐覆灭,全盘唐化的日本顿时迷茫了——这样强盛的天朝上国都覆灭了,让学习天朝的日本何去何从?在这种迷茫的心态下,日本关闭了官方遣使的贸易,直到北宋建立也未恢复,但民间商船的往来从未断绝。
由于宋朝鼓励商贸,前往博多贸易的舶商越来越多,海船一般从明州(今宁波)出发,抵达博多后,到大宰府检验公凭的货单,并呈报太政宫,太政宫准许贸易后,派遣“交易唐物使”到博多负责贸易,先是进行官方交易,然后才准许宋商与民间交易。但官方经常压低收买价格,或拖欠货款,使宋商遭受很大损失,于是很多宋商转移到九州岛的西国一带从事私人交易。
宋商在对日贸易中获利巨大,比如在国内买麝香十三个,在日本价值白米五百石,而在博多湾用七十贯买一颗日本尾张蚌珠,回国后可卖五万贯,获利几近百倍。这样巨大的利润吸引,促使赴日的宋商船只逐年增加,从一年一船次增到一年二船次、三船次,甚至一年四船次。
然而,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,让天皇朝廷受不住了,因为从太政宫批准贸易后,宋商的食宿(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)都要由鸿胪馆按例供应,而日本国内大量农民破产,税收来源枯竭,国库空虚,很难拿出巨额款项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,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。
这时正是平安王朝的“摄关政治”时代,外戚藤原氏把持朝政,被称为摄关家,掌握着全国最多的财富,一方面嫉妒海贸获利最大的是宋商,另一方面又不能打自己的脸说天皇朝廷供不起宋人食宿,索性颁布限海令,对来日的宋商海船发给官牒,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。
但宋商在巨额利益诱惑下,经常提前来日贸易,被大宰府查出后,拒绝这些船只入港。
这对宋商来说是个打击。
但商人是个独特的群体,尽管地位低下,却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具活力、最有胆色、最善于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的一群人,只要有利润吸引,他们就有自己的办法打通各个关节,有自己的渠道将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货物卖给合适的人,他们和官员、和海盗合作,并武装商船,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畅通。
因此,对宋商来说,倭皇的诏令虽然不利,但无非是换一种方式贸易,宋商便改而进入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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