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了学楼往前行出百步左右,就是学堂的藏书楼。
楼楣上悬匾“百味书屋”。
叶梦得咦了声,“这名起得倒是有趣。”
章舜举微微笑着,“人生百味,尽在书中。咀嚼百遍,方得其味。”
叶梦得哈哈笑起来,“有意思。”
不经过人生阅历的人取不出这样的名来。
朱震眯眼看了眼匾下——题篆依然是“凤山”。
这回书的却不是颜体,而是行楷,七分端谨,三分灵动。
端于书而不尽信书,思辨灵活。
何涣微微叹了口气,说了句:“可惜。”
如此胸有丘壑的女子,可惜办学理念上岔了道。
何涣起了惜才之心。
苏駉捋须一笑,也说了句:“心思巧妙。”
何涣哼了声,甩袖径直往前。
苏駉哈哈一笑,双手负后,悠然而行。
太学的学风历来比国子监开放,自苏駉掌校后,学风、思想都更加活跃,比起国子监的稳重守旧大有不同,是以在对待共济学堂的教学方向上,苏駉与何涣的态度便有所不同。
在他看来,与其让士子落第不中而对朝廷生出怨愤,倒不如谋业而安。当然他对士子事于商贾也存着疑虑,但更多的是对这些学子能否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道德方面的忧虑,而非对读书人操持贱业的反对。
有这番思虑,苏駉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。
或许共济学堂能走出一条道来。
在凤凰书院,他已经看到了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。
从隋唐立科举取士之后,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,无论官学私学俱是为了科举取士。及至大宋,士子功利心更重,官学之弊尤甚,学子争驰功利之末,而弃道德之本,以空虚之说为是,而无济世保民之心。
至元丰、崇宁大兴官学,许多知名于世的书院——如天下四书院之嵩阳、岳麓、睢阳、白鹿洞书院——都被并入或转为官学,而这些书院倡导的“不附利禄、明辩通达”的学风也被官学的科举仕禄之风所侵。
及至朝廷南渡,在鼓励私学的策令下,私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,但学风、教育资质参差不齐,没有出现如宋初之时四大书院领衔天下的盛景。
而凤凰书院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。
这是南渡后书院首次提出——教以“学问”,而非“仕途”。
《凤凰书院记》写道:“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,但决科利禄计乎?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?盖欲成就人材,以传道而济斯民也。”
——书院不是求科举之地,学子不能“为决科利禄计”;而书院也不仅仅是教以词名文章,而应注重德行培育;书院办学之宗旨,是“成就人材,传道济民”。
苏駉认为,这才是学校养贤育士之义。
与书院的“传道济民”相较,共济学堂以“教化安民”为旨,一个“济”,一个“安”,一个是经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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