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及伦理道德都可以被买卖，里面的人们必须要用金钱去交换哪怕人道看来最渺小的东西。

　　人被贸易精神催生出来的那种公道观念，要求精确。一方面，这种公道观念反对强取豪夺；另一方面也违反了下面这样一些伦理道德：人们适时放弃自身利益以满足他人利益，而不是锱铢必较。反之，贸易完全消失，强取豪夺就会产生。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，是得到想要之物的一种方式。热情好客的风气在贸易国家是很少见的，却普遍出现在以抢劫为生的国家中，这说明，劫掠精神不会跟某些伦理道德形成任何冲突。

　　无论来者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，日耳曼人一概拒之门外，而这种行为被塔西佗指责为对神明的亵渎。对一个陌生的客人来说，受到殷勤接待[864]意味着还有一个地方就像家乡一样，那里对他的款待，充满了人道精神。然而，这对建立王国后的日耳曼人来说是一项负担。在这方面，《勃艮第法典》有两项法律做出了规定[865]：一条是如果一位蛮族人告诉了陌生客人一个罗马人的家庭地址，就要受到惩罚；一条是居民共同负责任何一个人接待外来宾客的花销。

　　第三节穷困潦倒的民族

　　一个民族穷困潦倒的原因有两类：一类是政体的严苛，一类是由于人民从未体验过或者鄙视舒适的生活。在前一类民族里，美德几乎不可能发生，因为他们受到奴役，而奴役的生活就包括他们的穷困。后一类穷困民族的穷困则是自由所致，因而他们会有了不起的成就。

　　第四节各种政体下的贸易

　　贸易与政体性质相关。如果一种政体下的政治掌管在一人手里，它所建立起来的贸易基础，虽然也有实际需要，但一般比较奢华；满足政治的奢靡和荒淫，正是这种贸易的主要目的。如果是多人掌管政治，它一般会在俭朴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贸易。提尔、迦太基、雅典、马赛、佛罗伦萨和荷兰等共和国，是这样的一类经商国家：商人的经商活动覆盖世界各国，取一国之物产，配送到另一国。

　　多人执政的政体，必然会产生这种贸易；一人执政的政体，只是偶尔会产生这种贸易。一个惯于奢华生活的民族，不可能从事这种贸易，因为它从不限制自己的花销，只看到巨大的利益，而这种贸易活动赚到的钱特别少，甚至少于其他国家，在这种基础上的一个补偿是交易量的积少成多。

　　西塞罗曾说：“一个既是统治者又是经纪人的民族，我并不喜欢[866]。”看来他的想法跟上面所说的一样。的确，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的民族自身有很大的矛盾，因为可以设想，那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既思考着宏伟计划又思考着微小的目标，甚至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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