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，在类似雅典和罗马这样优秀的民主政体中，公共开支因为家庭节俭的提倡而增多。如此一来，富有与奢华便从节俭的深处喷薄而出。这就好比为了为国家提供服务，人们在法律的制约下养成节俭的风尚，在宗教的要求下洗净双手，把祭品贡献给神明。

　　很多人之所以理智而快乐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卓越的才华，没有富足的家庭。如果一个共和国用法律培养出很多明智的无能之人，那么这个共和国一定被治理得特别明智；如果这个共和国非常幸福，那么肯定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很多幸福的人。

　　第四节如何号召人民热爱平等和节俭

　　假如某个社会把平等和节俭写进法律中，那么人们对平等和节俭的爱会由它们自己激发出来。

　　君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人从来不渴望平等，他们甚至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。那里的所有人都想高人一等，凌驾于他人之上，哪怕是出身低微的人也想改变自己的处境，渴望将来翻身做主人。

　　节俭也是这样。热爱节俭的人向来以节俭为快乐。那些喜欢享受的人是不会喜欢节俭地生活的。这些人要是天生喜欢节俭，而且习以为常的话，那阿尔基比亚德就不会闻名全世界了。那些穷人们痛恨贫穷，对富有的人充满了嫉妒或羡慕，他们认为人只有富豪和穷人之别，这些人也不喜欢节俭，而且不知道自己的贫穷要持续多长时间。

　　所以，共和国必须把平等和节俭写进法律中，以便让人们热爱平等和节俭。这是一条相当正确的准则。

　　第五节民主政体的法律对平等是怎样确定的

　　一些古代的立法家，如莱库古、罗慕洛斯[100]等，主张土地均分。这种办法存在于两种情况之下：一是在新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；二是当下的共和国已经衰落，人心浮动图谋变革，穷人们被逼入绝境，只得寻找新的道路，富人们被逼无奈只得接受这种主张。

　　立法者在制定关于土地分配的法律时，必须维护土地分配的结果，否则新制定的制度就无法长久存在，这就给不平等以可乘之机，如此一来共和国也就会走向灭亡。

　　所以，就务必制定用来约束陪嫁、捐赠、继承、遗嘱和所有制定合同方式的准则来保障平等。这是因为，假如个人财产能够随意赠送，那么个人意愿就会彻底打乱基本法的秩序。

　　梭伦主张：如果某个雅典人没有男性后代，就可以为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，并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这个人[101]。这种做法与古法相背离。古代的法律规定：如果一个人死后，其财产应该留在他的家庭里。这种做法则与梭伦的主张相背离[102]，为了确立平等，他曾采用过把债务废弃的办法。

　　有法律规定：严禁继承双份遗产。此规定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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