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天下午回到家,坐着发呆,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,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。这时小恒来了,几个星期不见,他的汇报已经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了。
“嘿,知道吗?珊珊他爸有问题!”
“谁说?”
“珊珊她阿姨都哭了。”
“这新鲜吗?”
“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。”
“又吵架了呗。”
“才不是哪,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。”
“怎么说?”
“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”
“那倒是,他不是谁是?”
“街东头的辉子,知道不?他家有人在台湾!”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“还有北屋老头,几根头发还总抹油,抽的烟特高级,每根都包着玻璃纸!”
“雪茄都那样,你懂个屁!”
“9号的小文,她爸是地主。他爸叫什么你猜?徐有财。反动不反动?”
我不想听了。“小恒,你快成‘包打听’了。”我想起奶奶的成分也是地主,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?那天我没在家多待,早早地回了学校。
学校里天翻地覆。北京城天翻地覆。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!初时,阶级营垒尚不分明,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,到一个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家里砸了几件摆设,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。但不久,非“红五类”出身者便不可造反,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。随后,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,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,心里却暗暗地发抖。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?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:“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!”
再见小恒时,他已是一身的“民办绿”(自制军装,惟颜色露出马脚,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,或当初的阿Q,自以为已是革命党)。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,不便说什么,惟低头听他汇报。
“嘿不骗你,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,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!”
“真的?”
“当然。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,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。”
“是吗?”
“西屋一见,吓得把沙发也拆了。沙发里你猜是什么?全是烂麻袋片!”
四周比较安静。小恒很是兴奋。
“听说后街有一家,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,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,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!”
“谁说的?”
“还用谁说?东西都给抄走了,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。”
“真的?”
“骗你是孙子。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!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,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。”
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,我听得胆战心惊。
那天晚上,母亲跟奶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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